（二）潘朵拉盒子中的錯誤
在兩種語言之間，只有卑微的翻譯，沒有其他超越性的物種存在。
（一）另一種物種
同時，透過想當然耳的「比喻」、或是一般泛泛俗論的「典型例子」，這些系統化的扭曲翻譯，常常可以藉著本土文化氛圍的幫助，而在一本翻譯書中，雖然並沒有很大量的誤譯，但卻發揮著很大的扭曲力量，強烈地壓抑了原書的「人格」。這些問題，無論在性／別問題上的敏感偏見（如將 ‘sex is fun.’ 翻譯成「打炮很爽」），或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措詞（如將 ‘radical’ 翻譯成「偏激」），都很多見，而且很值得注意。
所以，翻译公司們對一本翻譯書的評價，不能只是在「量化訊息」的概念預設下來評價說：翻譯書就是一群可以單純量化的訊息單元。所以北京翻译公司個人反對以下這樣的流行之見：「一本書雖然有翻譯問題，但只要『大部分』的意義都能保存、或說此書的『主要論點』至少有掌握到，就沒有問題了」。也就是說，翻譯的問題，常常不是「一小部份」、或「零零星星」的問題，而是「系統性」的問題。總之，透過這些系統性的觀察與揪錯，北京翻译公司們才能警覺到翻譯潘朵拉盒子中的怪物；而正因為注意到這些系統性的怪物，北京翻译公司們對翻譯細節「看似瑣碎」的評論、對翻譯書翻譯「看似學究」的要求，才不會被看成只是斤斤計較的吝嗇鬼、或甚至只是雞蛋裡挑骨頭的瘋子。
而一旦缺乏了超越性的保障，許多哲學家/歷史學家開始說，翻譯本身，是不能被確定的 (indeterminancy)，或者說，因為兩種語言文化之間，常常有不可共量的現象[1] (incommensurability)，所以，不存在一種確定的＼一一對應的翻譯。如此一來，一方面，傳統上高貴的、作為「真實意義」輸送管道的翻譯，成為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是所有意識型態、性別階級族群權力關係的藏身處。另方面，翻譯開始更類似於平民的、細瑣的、持續不斷的兩種文化語言之間的對話，它不再是單向的意義輸送，而可以是比較雙向的對話、傳話、模擬、註釋與詮釋、多嘴、甚至吵架等等。
所以，一本本土書與一本翻譯書，十分不同。翻譯書，根本是種另類、是另一種物種。北京翻译們無論在閱讀、使用、教學、寫書評時，都需要有很不同的對待，這是北京翻译寫此文的一個堅持。北京翻译公司們知道，台灣的主流出版社，在主打一本翻譯書的出版時，常常動員好幾位學者，在不同的主流報章中不斷地寫書評與書介，但是，究竟有幾篇書評裡面，認真地討論到此書的翻譯或翻譯的成績呢？幾乎沒有──這似乎是朋友間公認的情況。但是，當翻譯的潘朵拉盒子已經被打開、或原則上已經可以打開時，為什麼大家都密而不宣[3]，好像不曾有這回事發生一樣？
總之，當翻譯的假面具──真實的意義輸送管道，被揭露之後，翻譯的潘朵拉盒子被打開時，北京翻译們怎麼再來看台灣的翻譯文化？簡單來說，今天台灣翻譯的傳統假面，仍然被高高的供奉著，但是，供奉桌下面，有意無意地，各種意識型態、性別階級族群權力的關係與偏見，卻藉著「西方來的真實意義」之名，發揮著各種影響力[2]。這就是為什麼，本文一開始翻译公司故意以一種「雙重曝光」、一幅「塗抹在油畫上的油畫」、一種「雙重或多重人格」等，來描述與嘲弄台灣今天的翻譯文化。
在這些譯者的意識形態扭曲中，「男性偏見」常常是最容易發現的系統性翻譯錯誤。在北京翻译過去寫譯評與校訂的經驗中，這方面的情況常發生，其實很值得一般寫翻譯書書評或導論時去討論與揭露[4]── 例如像是一位男譯者，輕率而粗魯地去翻譯一位男醫生（如Freud）如何去紀錄一位具爭議性的少女（如Dora）的歇斯底里個案史的情況。另外的例子還有如一位男科學家，輕率而自以為是的來寫導言，完全忽略了一位女性主義作者（如Keller），如何苦心地去描寫一位傳奇性女遺傳學家（如 McClintock）的故事。其次，特別在翻譯一些經典名著時，受到像左右派政治意識形態的偏見、還有東西方文化殖民與權力的影響，譯者因為自己原來的偏見，常常容易會系統性地遺漏或扭曲了作者犀利而不尋常的論點，並且草草地以一般泛泛的俗論、或想當然耳的說法來翻譯之，例如在翻譯 E.Said’s Orientalism這類的作品時，就很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反之，意識形態感受較強的譯者，也常會利用翻譯之便，藉著外國大師權威之名，實際上偷渡或強加自己的意思於譯文或譯注之中，如翻译公司過去曾討論過的「殷海光的海耶克」[5]。
現在，翻译公司就從「打開翻譯潘朵拉盒子」的觀點，首先來談談翻譯中常見的「錯誤」問題。翻译公司認為，一般翻譯的錯誤，屬於真正不小心的錯誤，大概很少；許多錯誤，看起來好像是不小心的，其實只有孤立起來看時才好像如此。許多孤立的翻譯錯誤，如果「系統地」整體來看，常常可以顯示出譯者有系統的意識形態扭曲或偏見，顯示出譯者在翻譯書中的所謂「另一重人格」──它常意指著某些「男性」、「階級」、或其他「意識形態」等社會性的系統偏見或偽裝。
如果一本書，是一個作者對世界而作的一幅攝影、一張畫、或一形塑成長於那個世界中的人格，那麼那本書的翻譯，在台灣，就常常是一種「雙重曝光」、是一幅「塗抹在油畫上的油畫」、是一種「雙重或多重人格」。
翻译公司們知道，從西方啟蒙時代以來，尋求「普遍語言」(universal language) 的各種企圖早已失敗；而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夢想，認為可以透過科學，營造出一種可以跨越各種語言文化的、不斷累積與成長的實證知識、實證語言，也早已在二十世紀中被不斷地質疑、批判、而放棄。過去認為，在兩種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之間，存在著可以跨越鴻溝的命題、（先天）觀念、邏輯、理性等等，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思辯與討論，今天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會承認，那些命題、邏輯、理性等等，並沒有真正的跨越語言文化的鴻溝，而是緊緊的與滋養它們的原初語言文化，綁在一起而不可強分。
有時你進入一個翻譯書市場，翻閱之下，你會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場化妝舞會，每一個成長於外國的人格，透過翻譯，都戴起了台灣的面具、塗上濃濃的台灣文字，大家在翻譯文化市場中光鮮亮麗、翩翩起舞，真像是一場翻譯化妝舞會的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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