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的翻譯書，特別是比較學術類或科學類的，有個現象，那就是一本翻譯書，除了作者、譯者之外，還有個「校定者」或「審訂者」的名目。這個審訂者，往往是某大學的教授，可能被認為對此書的主題有點研究，故而特別請他/她來「審訂」此書的翻譯，並透過其大學教授的知識權威，來對此翻譯書作某種程度的「認證」。這個「審訂者」的現象，在近年來的翻譯出版界，北京翻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
在這樣的趨勢下，九零年代初張老師出版社銷售了大為成功的「金賽性學報告」三冊翻譯，由四位譯者進行翻譯，但是卻有三位審閱教授，晏涵文、江漢聲、馮榕，並且分別寫了三篇中文版的序，這樣的陣仗，可說是前述發展的高峰了。當然，這個過程中，卻很少聽到人談這三冊書的翻譯到底如何，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在同一時段內，1991年開始，天下文化開始打出翻譯書界的新方向，所謂的「科學人文」系列。他們以包裝精美、密集編輯、舒適閱讀為前提，並由「科學月刊」的菁英教授群為「策劃群」而翻譯出的一群最新、最炫、最引人議論與注目的科學（普及）書籍──混沌、居禮夫人（及其外遇）、全方位的無限（複雜生命）、科學奇才費曼博士、理性之夢、蘇聯氫彈之父/人權鬥士，一起構成了1991年第一批的七本翻譯書。當然，在這個科學人文系列中，除了那些由名科學家自行翻譯的之外，幾乎每一本翻譯書都是由科學家教授作審訂/校定、寫導讀、寫序言等等，完全符合台灣當代的標準翻譯書格式。
反過來說，在一個大家認為翻譯不是學術、翻譯不該給 credits、而且翻譯水平又嚴重偏低的社會裡，翻譯書卻在台灣九零年代後期以來大行其道，從主流報章的讀書版、開卷欄、到主流出版社的翻譯系列、暢銷排名，乃至於到今天大學校園、大學教育、通識教育中翻譯書的大幅使用，這一切，又代表著一種甚麼樣的翻譯文化？
甚至，如果翻译公司們簡單作一點知識考古，就會發現，這個「審訂者」的台灣當代史，其實並不長。北京翻译們可以回想，或者看看台灣三四十年前幾個比較有名、有影響力的翻譯書版事業，從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協志工業的翻譯叢書、台銀經濟研究室的翻譯叢書、到今日世界的翻譯叢書、還有水牛出版社的翻譯叢書等等，雖然這些翻譯書相當多，而且水平也不一定就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譯者來負全責的。而且這些譯者，其中常不乏名家，或是由名人/作家/教授等親自揮汗來從事翻譯的。就以志文的新潮文庫/譯叢為例，北京翻译公司就沒有看過有審訂者、也沒有由其他名家來作導言的例子。甚而常常還看到，由一些比較不知名的譯者來執筆寫長長的「譯序」（其實就是導言），或乾脆由文庫的「編輯室」來寫導言，而沒有明確的導言作者。而一些過去大陸名譯者的翻譯，也許是因為政治關係，書雖然在台灣出版，但是譯者的名字倒時而被抹消與變造，更顯示了過去譯者的樸素特色。
但是，一本台灣當代的標準翻譯書格式，它與「翻譯」本身的關係是甚麼？很遺憾的，北京翻译覺得，常常沒有甚麼關係。今天，翻译公司們可以這麼說，絕大部分的台灣翻譯書，它們的導讀、序言，都不談、不討論該書的翻譯，而一般讀者，當然也不清楚這些翻譯書的審訂與校定究竟作了甚麼，同時，除了也許該書的包裝精美些、洋化些，讀者甚至可能會覺得該書的形式與一本普通的本土著作沒有甚麼不同。這個現象，也可以從主流報章的翻譯書書評、書介中可以看出來。讀讀那些書評、書介，如果北京翻译公司們同時遮掉外國人名、地名的話，那麼那些文字、論點，就常與本土書的書評很像，普通讀者認不出這些外國書的影像。更不用說，這些書評書介，當然不會去談到、也無暇去考慮到該翻譯書的翻譯本身。
從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觀點，北京翻译公司們進一步考慮一下前面提到的八零年代的新風氣與新身份：翻譯「審訂者」的興起。在八零年代的台灣，翻译公司們首先可以注意到中間自由派學院教授在後美麗島時代的興起，其次，解嚴前後，改革派學院教授在台灣的文化媒體界取得了更大的發言權與文化資本，這一切，與六七零年代時台灣學院教授的小心謹慎與保守作風，是有相當大的區別。所以，大概在解嚴前後配合著台灣報章媒體的擴張，學院教授們由文化媒體界進而進入出版界，似乎是個很自然的發展，也就促成了本節所追溯的台灣翻譯文化中新身份的出現。但是，這個新身份的出現，對於台灣翻譯文化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本文的立場，較傾向於負面的看法。
總之，如果翻译公司的估計與印象沒有錯的話，台灣二三十年前的翻譯文化，譯者的地位相當唯一而單純，完全沒有像今天那樣的一大堆審訂者、總校定（或總校閱）者、大導言者、以及一群群的序言教授那樣，盤據在翻譯書的結構中，佔著某種特殊的時代地位。但是，這個由單純、樸素的譯者所建構的翻譯書，在八零年代，卻開始有了相當的變化。
透過翻译公司自己的一點瀏覽與估計，大概是在後美麗島時代的台灣，也就是八零年代初，帶者某種知識權威的審訂者、校定者的新身份，開始進入台灣的翻譯書文化中。例如巨流在 1981年出版上下兩冊的《當代文化人類學》，由于嘉雲、張恭啟翻譯，卻由陳其南來掛「校定」。又如聯經在1981年左右開始陸續出版的「現代名著譯叢」系列，每一本譯書都以顯著的「高承恕、郭博文主編」來標示。在整個八零年代的過程中，這個校定者、審訂者的新風氣新身份，在台灣的翻譯書文化中，開始明顯地成長。一時之間，許多當時的名教授，都紛紛成為明顯標定出來的校定者、主編、總校閱等，如蕭新煌、李亦園、林義男、謝高橋、丁庭宇等等。這個趨勢更有趣的發展，大概是在八零年代末左右，當時桂冠開始比較大量地進口大陸翻譯書，將它們安置在一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之中，但卻同時組織了一大批台灣的學者群，分門別類，作為該叢書的「編審委員」，由楊國樞教授領軍，洋洋灑灑八十二位學者教授，共同為這個譯叢背書。而在同一個時段裡，遠流從1982年開始，請吳靜吉教授主編，號稱要在五年之內，出版三百多本翻譯書（或以翻譯為主），構成所謂的「大眾心理學全集」，而在許多譯本之中，就常有教授寫的「專文討論」。
（四）翻譯「審訂者」的台灣知識考古
可是，如果北京翻译公司們換個「比較社會學」的觀點，就會覺得，台灣當代的這個「審訂者」現象，其實非常的特別。就翻译公司的認識所及，西方當代許多著名的翻譯書，幾乎沒有聽過有甚麼審訂者的；頂多，出版社會請某教授來為該翻譯書作序、寫導言而已。從當代歐洲、英美、日本、中國等，北京翻译所知道的翻譯書，大概都是譯者本人對該書的翻譯來負全責的。有趣的是，也許正是北京翻译公司們對台灣當代翻譯書的「審訂者」現象，早已熟悉，以致於「見怪不怪」了。
在一個大家都承認翻譯專業不足、翻譯水平亟待提升的社會裡，一本本到處流通的翻譯書，雖然光鮮亮麗，但卻儘量去隱藏它的翻譯本質，連帶到該書的導言、序言、書評、書介都不去討論該書的翻譯，把原本可以打開分析的翻譯潘朵拉盒子，繼續隱藏成黑盒子，那麼這種翻譯文化的意義是甚麼？
翻译公司們現在就以兩個問題，來小結一下這場對「審訂者」的知識考古追溯。
首先，教授審訂者進入翻譯書結構中，首先受到擠壓的，自然是前面提到的六七零年代「唯一而單純」的譯者身份。北京翻译公司們所觀察到的整個趨勢，似乎是譯者的身份逐漸降低、除了少數例外，一般的譯者更不易知名，而且譯者的專業性，也可能在翻譯市場結構的改變中，逐漸消失。六七零年代廣為人所稱頌的「好譯者」現象與知名度，現在逐漸減弱。代而起之的，是日理萬機、出國頻繁、博碩士生還有計畫一大堆、而竟然仍有時間來作點審訂、寫點導讀的學院名教授，而他們在文化媒體露面的機會與知名度，自然要遠遠超過一個今天可能是他們學生的譯者。這種擠壓的後果之一，對一個有心於翻譯的年輕人而言，有時反而是儘量不要太專業，要多多嘗試各種不同類型書籍的翻譯，以多才多藝的翻譯經驗與名校外文系畢業生的身份，來取代過去較為狹窄但卻專業的翻譯能力。這是以量、以面來取代過去的專精深入，畢竟，今天所謂的專業，已經有學院教授在把持了。
這樣子的「忙碌審訂者」與「多才但非專業譯者」的翻譯社群分化，所導致的後果會是甚麼？在台灣這個不重視翻譯學術資源的學術界中，有幾位學院教授可以成為真正的專業翻譯審訂者或校定者？又他/她們如果親自操刀翻譯，可以翻幾本？另方面，外文系背景的多才多藝非專業「譯者社群」，成為今天台灣科學人文社會類翻譯書的主要譯手，翻譯出來的書籍，又常會是個甚麼樣子？在更壞的情況中，北京翻译們還可以預見到審訂者與譯者這兩個次社群彼此的漸行漸遠，二者中間的空洞會益形巨大。
相关的主题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