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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8日星期日

(五)大學教育中的翻譯書黑盒子

但是,如果想用翻譯書,今天市面上的翻譯書車載斗量,多的是光鮮亮麗、新穎廣博,那麼大學教授們怎麼選擇恰當的翻譯書給學生們上課閱讀呢?北京翻译公司們覺得,除了少數與翻譯界有密切聯繫的教授,多少知道點哪些是好譯者之外,許多教授並沒有甚麼很可靠的參考。有的人選用某些翻譯書,是因為那些是過去學弟妹所翻譯的,「起碼對那一行瞭解較多」。有的則以自己閱讀的感覺來作判定,由「讀起來順不順,文字是否通順、說理是否說的通」等等來判定。另外有的則以主流出版社的名翻譯系列、有名教授審訂等等為依歸,最後,有些教授則乾脆以翻譯書的主題來作篩選,「看看主題重不重要」,或者「與上課的主旨是否關連」。



前面訪談所提到的最後一種評選標準,「以主題來作篩選」,似乎同樣是問題重重。主題正確,何以能保證翻譯水平?不過,因為翻譯書常被大家認為是「新穎、有趣、又廣博」,所以,甚至在今天,一本某某(國外)得獎的翻譯書,透過出版社與相關媒體及教授群的力捧[19],仍然可能在文化學術圈中帶起小小的風潮。有趣而諷刺的是,這種帶動風潮的力量,台灣今天的本土書與原文書大概都還作不到,還是得靠最新、最炫、國外最流行的得獎「翻譯書」!甚至,當一本爛翻譯書,被仔細的譯評[20]已經批的問題重重後,但是因為其主題正在當今學術界當紅,仍然可以得到國內主流媒體「翻譯好書」的大獎,如近來發生的《二十三對基因》的翻譯書事件。






最後重複一點。翻譯書的問題,在今天台灣的大學教育中,其嚴重性其實比北京翻译們一般想像的要大。以英文為例,台灣今天,比過去更徹底地處處為英文所滲透,但是一般大學生或研究生的英文程度,比起二十年前的情況來說是如何?也許除了一小部分有美國家庭背景的學生,英文比過去要好很多之外,可能大部分的學生,英文是比過去差。網路、電視與圖片的流行、國內自己本土出版品的素質提升、還有市面上翻譯書的流行與自由放任式的使用與教學,都使得北京翻译們對於學生英文程度的要求降低。但是,根本而言,是北京翻译們今天台灣的文化學術界,一直沒有真正認真的來檢討北京翻译們的翻譯,反而有意無意地被當今翻譯文化中的「翻譯隱藏性」、「隱藏書黑盒子」所誤導,至今仍然不願意去打開那亟需分析的「翻譯攀朵拉盒子」。






(五)大學教育中的翻譯書黑盒子






當然,在翻譯書的選擇標準上,最後一個明顯的問題,北京翻译公司們問教授們是否(或為什麼不)自己拿原文書來對對看這本翻譯書?通常的有趣答案是,原文書根本找不到[21]!其次有時聽到的是,教授「沒有時間」來作對照檢查。






但是,從上面翻译公司們所聽聞到的選擇標準看來,其實都是有問題或可以商榷的。同行作翻譯,並不能就保證比較好,它只是專業好翻譯的一個必要條件,何況,前面提到的許多台灣翻譯文化的問題,都需要在「同行」之餘,作進一步的檢查、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作分析。其次,今天翻譯出版社編輯的「順稿子」技術是很有名的,所謂的「文字通暢、說理通達」,這些其實是可以閉門造車,透過順稿子技術建構出來的,而不必與原文書有關。即使翻译公司們讀過的一本名著,在閱讀該著作的翻譯本時,如果不時時對照原文,也常會被似是而非的譯文所瞞混過[18],這正是本文第二節談「錯誤」時提過的:翻譯中想當然耳的「比喻」、或是一般泛泛俗論,常藉著本土文化氛圍之助,發揮著系統化扭曲的力量。








其次,北京翻译公司們來討論在「教學行為」上的翻譯書黑盒子性質。這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問題,北京翻译公司們曾特別為此去訪談了在大學通識課程中使用不少翻譯書的幾位教授[15],請教他/她們為什麼在教學上要使用翻譯書、又如何選擇翻譯書等問題。北京翻译們選擇近年來頗為風行的「大學通識課」作為討論的主要對象,是因為一般人常認為通識課程不必特別要求專精與深入[16],所以進行原文書的閱讀要求就很少。反之,因為通識似乎著重在「廣博的見識」云云,幾位受訪者都覺得國內學者自己寫的書不夠廣博、不夠新穎、或根本無趣,甚至在某些重要領域中,雖然偶有短文,但是自成系統的書籍則根本不存在[17],在這些情況下,在通識課程中使用翻譯書,就成為一個很邏輯的選擇。









如果從「教授如何選擇教學中的翻譯書」這問題,翻译公司們看出問題重重,那情況自然比一個人自己如何選擇翻譯書來閱讀更嚴重。因為自己選擇出了問題,自己倒楣而已,但是上課選擇翻譯書出了問題,那就是真正地誤人子弟了。






至於市場名牌的保證又如何──主流出版社的翻譯系列、名教授的審訂?從前面所提的許多問題看來,大概並沒有甚麼保證,北京翻译們更不知道名教授審訂了甚麼,反正名教授的導言、序言、書評書介,從來也不討論翻譯。這是名牌的黑盒子,靠著「大家不去談它」而隱藏起來。本文第一節談到的,作為翻譯的假面具──真實的意義輸送管道,也因為是名牌,而不需要作進一步的揭露與認證。還有名教授的導言,常常發生問題,早已不是新聞。問題是,在原文書大家不看、譯者本身知名度不高、而名教授的導言既是通俗易讀、又具知識權威性時,導言的發聲,自然常是一本翻譯書「多重人格」中的那個最具宰制性的人格。



上節提到台灣翻譯書的「隱藏性」與「黑盒子性質」,這個現象,在今天台灣的大學教育、通識教育中,也很明顯。首先,許多學生在閱讀時,一本本土書與一本翻譯書,可能沒甚麼不同。看懂了就是看懂了,但究竟是道理懂了還是懂了翻譯書編輯想當然耳的「順稿」,不知道。看不懂的都是不懂,究竟是道理不懂還是翻譯文字令人看不懂,二者之間很難區分。一般學生在概念上甚至沒有這個區分,更不用說根本沒想到、也沒辦法去檢查原書的翻譯了。反正,在一般報章上,學生的師長輩在寫翻譯書的書評、導言時,也從來不談該書的翻譯,那麼學生們又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去注意那些翻譯呢?這是翻譯書在「閱讀行為」上的黑盒子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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